在當今，教育“拼媽”已成為中國都市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。教育競爭的日趨激烈，一方面表現為孩子的受教育年齡不斷提前，另一方面是家長對教育的高度介入。而這種介入往往是由媽媽們身先士卒、全力比拼的。她們把大量時間和精力都花在“陪讀”、課程輔導、搜集各種教育信息以及和學校老師保持良好互動之上。甚至有觀點認為，一個家庭的教育成功與否，很大程度是由媽媽們的比拼程度決定。

　　那么，這一現象會引發什么樣的社會效應?形成教育“拼媽”這一表象背后的社會機制是什么?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一現象呢?

　　1、教育的母職化與父親缺席

　　教育要“拼媽”，那爸爸去哪兒了?當教育“拼媽”成為普遍的社會現象時，也就意味著父親在孩子教育之中的“缺席”。第三期全國婦女地位調查顯示，有職業的母親中52.5%的人承擔了輔導孩子功課的“大部分”或“全部”工作，而男性所占比例僅為16.4%。可見，父親的教育參與度明顯偏低。實證研究顯示，父親也不是全然不參與，但都是間斷性或“一時興起”式的。然而，父親缺席也并不表明他們對孩子的教育不關心、不介入，他們往往在關鍵時候出馬，比如擇校、買學區房、升學填報志愿時。

　　當教育變成一種家庭投資行為之后，我們看到家庭內部普遍形成了一種新的性別分工模式——大多數父親處于教育投資的決策者地位，而把需要耗時費力的教育介入和課業管理工作統統交給了母親。

　　對于為什么多數父親會缺席教育，最普遍也是最“合理”的解釋就是：男人忙于事業，要掙錢養家，因而無暇顧及。這種性別分工規則，是建基于性別差異之上的：在職場上，男性通常比女性有更好的收益和晉升前景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指出：“婦女的時間價值可能是較低的。”

　　但他卻沒有指出另一點，如果說女性時間價值較低是一個嚴酷的事實的話，那也是職場存在性別歧視所致。

　　教育的母職化和父親的教育缺席，看上去是夫妻間基于經濟理性的分工，但實際上卻導致了教育的失衡。

　　2、教育“拼媽”導致教育焦慮癥蔓延

　　由教育引發的焦慮情緒正在社會上蔓延。人民網的一項調查顯示，92.8%的受訪家長對孩子的成長教育存在焦慮心理。“教育焦慮癥”主要發生在母親身上，“媽媽們是此癥高發人群”。家長類網上社區是媽媽們彼此交換教育信息、獲得相互支持的重要陣地，但也是焦慮情緒相互感染并放大的場域。

　　有文章稱，不應把“拼媽族”的教育焦慮歸結為“社會焦慮”。理由是國外的全職媽媽比中國多，她們在對孩子的付出上一點都不少于中國的“拼媽族”，怎么就沒聽到她們的抱怨呢?因此，該文認為這些媽媽的焦慮源自好“攀比”和“炫耀”等個人問題。

　　教育焦慮癥到底是個體性的還是社會性的?是什么使她們變得如此“瘋狂”?

　　首先，教育焦慮來自對優質教育資源爭奪的緊張。而這種競爭的殘酷性在很大程度上為教育市場所操縱——市場本身需要制造需求和因匱缺造成的焦慮。從不斷遭到質疑但又影響力巨大的“不要讓你的孩子輸在起跑線上”這樣的口號，到不斷翻新的家教新概念，從制造哈佛女孩的“成功母親”的現身說法，到“教育專家的忠告”。這一切在引發母親焦慮的同時，又仿佛在給出解答——教育市場能為你提供各種解決良方，只要你愿意為此付費。

　　其次，應該看到個體的教育焦慮也是由文化重構的“好母親”標準所致。今天，一個母親如果只能在生活上對子女盡養育之責是不能算優秀的，“母不在于慈而在于教”。而“拼媽”比拼的不僅僅是時間和精力的投入，還包括她們的“教育理念和自身的綜合軟實力”。網絡上認為理想的媽媽要十八個“得了”——“下得了菜場，上得了課堂……教得了奧數，講得了語法，改得了作文，懂得了琴棋，會得了書畫……” 可以說，跟西方進入后工業時代之后媒體所塑造的“超級媽媽”相比，這一“全能媽媽”的理想化標準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因而，幾乎所有的媽媽在此標準前都會感到巨大的壓力。

　　3、如何看待中國的教育“拼媽”現象

　　有文章認為：“相對于‘拼爹’而言，‘拼媽’應當算是一種進步。‘拼爹’拼的是父輩的權勢和財富，破壞了社會公平、阻礙了階層流動，所以遭人詬病。而‘拼媽’則是一種個人競爭，且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。”引用一位職業為教師的媽媽的話：“拼錢、拼權、拼地位、拼關系，我拼不了，***可拼的是輔導孩子學習。”似乎教育“拼媽”拼的是媽媽的時間和精力，這要比拼權和錢公平得多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媽媽們之間的過度比拼導致了教育焦慮等問題的出現。

　　但不得不指出的是，“拼媽”的背后還是“拼爹”。媽媽們拼的似乎只是個人的精力和能力，其實最終還是要比拼家庭擁有的各種資本，包括經濟資本、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。即便僅僅是比拼實力，也需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支持。無論是購買學區房還是孩子上“補習班”，都需要一筆不小的支出。而低收入勞動者在經濟資本、文化資本方面都毫無優勢，幾乎不得不放棄加入這場競爭。

　　“家長主義”在強調教育效能的競爭性話語下，以個體選擇自由、家長自主擇校、介入教育、家校聯合的教育民主化等說辭，把教育變成一項比較家庭投資的體系。當然，最終個人教育的成敗要由“投資者”——家長的選擇偏好和介入能力決定。這一教育轉向使擁有較多文化和社會資本的中等收入群體獲益，而不利于底層家庭。因此有學者認為，“家長主義”使教育成為了一種事業，它更多地依托于家長的財富和意愿，而非學生的能力。這與強調機會均等的“能力主義”相悖，也和教育的公平性相悖。

　　“家長主義”之所以能在20世紀后半葉的英國以及歐美不少國家成為主流，是因為它正好同時吻合了保守主義以及自由市場雙方的意向，成為當時社會不公平的替罪羊。它在“自由選擇”、“家長權力”的名義下，將教育的不平等合理化，將教育與社會等級化的責任，推給個人與家庭。同時，它也與中等收入群體的興起相關。如今，整個社會的再生產方式已經變化，社會階層的傳承已不再完全依靠原有經濟財富的傳遞，在這種情況下，中等收入群體需依靠“文憑競爭”來確保其再生產的社會優勢，而有能力的家長則為孩子購買有競爭力的優勢。由此，教育不再與社會“公平”與“公正”相關。

　　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，“家長主義”跡象在中國也有所顯現。盡管教育部門一向堅持“促進義務教育向公平、公正、均衡的目標發展”的非市場化原則，但當義務教育體系外滋生出龐大的“隱形市場”、教育變成“隱形市場”下的競爭時，市場原則已成為教育場域中強有力的行動邏輯，這不僅會侵蝕公共教育，還會強烈沖擊到教育的公平性。